纪念唐山抗震救灾30周年大会



明天,7月28日是唐山地震30年祭日,也是唐山人民抗震救灾30周年纪念日。为了认真总结历史尤其是救援的经验教训,研讨新形势下用科学发展观处理突发公共事件,学习当代国内外救援医学的先进理念和技术,促进我国救援医学尽快与国际接轨,中国医师协会、中国灾害防御协会救援医学会7月15~18日在河北省唐山市召开了“2006年中国·国际第四届救援医学论坛暨纪念唐山抗震救灾30周年大会”。来自中国(包括香港)、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家的350余位专家学者,就建立健全各种预警和应急机制、灾害的医学救援及救援医学的学术进展等内容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及探讨。

这是一次学术交流大会,但从会议地址的选择、会议内容的安排上不难看出,大会组织者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责任感。我们在此记述的是在此次大会上引起我们内心震憾的这样四个人,他们是──

李宗浩:一位殚精竭虑推倒“急救围墙”的人

身为中国灾害防御协会救援医学会会长、中国医师协会急救复苏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李宗浩教授,是此次会议的大会主席。他的致辞是这样写的:

今年是唐山抗震救灾30周年。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唐山─丰南地区发生了里氏7.8级强烈地震,伤亡总数达95万人,其中死亡24.3万人。百万人口的华北工业重镇,顷刻间变成一片瓦砾,各种民居和建筑设施几乎荡然无存。地震涉及天津和首都北京。

……

人们常把纪念当作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沉重回顾,而我们今天的纪念,却更具对明天美好生活的重彩描绘。灾害是不可避免的,但将灾害对人类的危害减小到最低程度却是可能的。保护人民生命安全、身体健康,是我们的天职。……

如果说,纪念是为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那么,真正的纪念,更应该是为了明天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今天的论坛应该是最好的例证。

李宗浩已从事急救、救援事业近50年。30年前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当时在北京急救站工作的他奉命到北京远郊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负责对从唐山开来的运送伤员列车中的伤员进行“分类检伤”工作。此次救援的经历让他终生难忘的伤病是破伤风、气性坏疽,给他留下终生最痛苦记忆的则是截瘫病人。

李教授说,破伤风和气性坏疽均因厌氧菌感染所致。在正常情况下这两种病发生率都不高。但是地震之后,伤口开放,环境卫生状况差,加上人处于应激状态、体质虚弱、疲劳,极易感染细菌并导致伤情恶化。由于灾害严重,救援及运送现场嘈杂,刚过潜伏期的破伤风患者不时发生抽搐,形成特有的“苦笑面容”,他至今都记忆犹新。而患气性坏疽的病人体温通常高达40℃,伤口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30年后的今天他仅凭那股气味就能准确识别气性坏疽的病人。

李教授说,最让他心碎的是面对大批的截瘫病人。他们虽不像前两类病人那么“触目惊心”,但截瘫病人大多是中、青年女性伤员。她们意识清楚、表情平静、说话自如,却将面对身体一部分完全失去功能的终生残疾。如果当时救助方法得当,比如说用平整的硬质担架挪动,挪动时平稳轻巧,部分病人是完全可以避免承受这种严重痛苦的。

30年前参加救援的所见、所闻、所感,使这位当时不足40岁的男子在避开伤员时黯然落泪,同时也激发了今后要竭尽全力不让类似悲剧重演的决心。

30年来,在不断学习、吸纳国际先进救援理论知识、参与国际协作救援的过程中,他强烈地意识到,国内相关人士的急救、救援理念需要更新,不能被医院的框架限制,救援不能仅仅依靠医疗部门,应该积极借鉴国外成熟的经验来建立我们的救援体系。于是他开始极力宣传一个理念──急救中心不能建成医院的模式,一定要形成一个急救网络。他要推倒急救中心的“围墙”,提出要建立“急救社会化、结构网络化、抢救现场化、知识普及化”的救援体系。

李教授说,不论是突发的公共事件、自然灾害,还是疾病,绝大部分是在医院之外,在紧急救援过程中,要达到有效救援,离不开政府相关领导、医务人员、警察、武警、消防队员,甚至是志愿者、第一目击者的参与。对这些参与者进行急救知识和技能的培训是成功施救、保障伤员安全、减轻残疾的前提。因此只强调建立、完善医院救援体系是远远不够的。他果断地给中央领导写报告,陈述建立“大救援”体系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不厌其烦地为普通民众普及各种急救知识,写科普读物 ──《第一目击者》;不知疲倦地将国外先进的急救理念、模式、方法、技术设备引进国内。

李教授说,虽然历经艰辛,但值得欣慰的是,目前,国家和社会都很重视急救事业。从1986年国家颁布《关于加强城市急救工作的意见》,到今年1月,国务院颁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预案》,为发展我国的医学救援事业奠定了权威、科学、法律依据的基础,而各地也建立了应急预案。

Paul Pepe:精心打造系统救援的人

身为美国达拉斯市大都会急救医疗服务系统(EMS)主席的Paul Pepe教授是美国EMS的创始人之一。在他的报告中,那一张张突发公共事件、自然灾害事件的图片警示着在场的每一位与会者。Pepe强调,人类科学进步在为人们生活带来更多便利的同时,也增加了发生频繁和严重的突发公共事件和自然灾害的可能性。比如全球变暖导致飓风的增加;先进交通方式(飞机)不仅加快了传染性疾病的传播,也被作为恐怖袭击的工具。过去人们认为“所有的灾难都是局部的”观念现在已不合适宜了。如2004年圣诞节印度洋海啸导致的灾害发生在南亚,但影响了世界上许多国家(不仅是人员伤亡,还有商务活动损失)。因此,在许多方面,遍及世界的局部灾难本质上已经成为国际性灾害,其影响是全球性的。而灾难发生后,除了直接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外,很多后续的问题,如食物供给不足、水污染、居住条件差及相关疾病的发生等将呈螺旋式上升。

Pepe说,可以说我们的救援工作正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此时,应该有包括多个部门、多种职业人员参与的救援系统,标准化的救援策略和高效的救援医疗队伍以及充足的后备力量。

2005年卡特琳娜飓风袭击美国,造成了新奥尔良大片地区被淹,大量伤员需要救助。此外还有很多慢性病患者需要护理,比如糖尿病患者和肾病需要透析者。大批没有撤出灾区的人滞留在没有饮用水、没有电、卫生状况极差的拥挤地区,极易造成疾病滋生和传播。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有对所有可能出现的损害都预先做好救助准备,救援才可能成功。

准备工作是平时就应该作的。近年来,美国医师协会为医师、护士和院外救援人员提供不同的培训课程,可以分为灾难生命支持高级课程(ADLS course)、灾难生命支持基本课程(BDLS course)和灾难生命支持核心课程(CDLS course)三种。CDLS course在3~4小时的授课过程中,讲授所有急救方法,以使学员做好对抗所有灾难的基本准备。这个培训还试图将所有参与救援人员的语言标准化。因为美国“911事件”发生之后,救援人员发现,民间和军方的救援术语存在差异。政府也希望他们拟定一个标准方案来统一所有救援方法,以方便培训。同时政府还希望所有从事生物、化学和核专业的工作人员都参加同样的培训,并且可以作多学科综合培训。比如把重症监护病房(ICU)工作的护士培训成救援人员。实事证明,在卡特琳娜飓风袭击时,曾接受ADLS课程培训的人群疏散和救援的情况就比较好。

对医疗救护人员的后备补充,通常在预案中就做好后援计划,有短期和长期两种类型的后援。短期的是指救援人员不能连续工作,一般每12个小时进行换班。长期后援是指有救援成员离队了以后,需要有后备来补上他的空缺。通常这些后备人员在救援技能培训时就做过大轮转,在每一个岗位至少工作过2周。

对医疗救援人员支持和关心是救援是否有效、成功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美国的EMS系统中,有为医师们的家属设立的中心,保证医师们与家属的联系畅通,这样医师们才可以安心工作。另外,他们也关注医师的心理状况。因为在灾难救援中,很多时候医师得被迫做一些决定,比如在运输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谁被优先救走,谁要留下。医师们以前没有过这方面的经验,这对他们的心理可能产生消极的影响。大部分情况下,受到影响、感到难过是正常的。正常的影响通常不会影响工作能力。这里“正常”是什么意思呢?比如美国“911事件”后,人们听到飞机的声响都会不自觉的抬头看它飞往哪个方向。这个是正常的心理反应,而且会渐渐地消退。但如果一个人半夜做噩梦梦见飞机撞大楼,那就是一种不正常的心理问题了。而且这些心理问题产生的消极影响不会立刻被发现。因此医疗救援队中有专门的心理辅导师,会密切观察医师的状态,并决定这个医师是否适合继续留在救援队中工作。

总之,灾害及突发公共事件救援是需要多部门参与的一个系统的工作,要有政府、国家灾难医疗系统(NDMS)、疾病控制中心和志愿者参与。NDMS中包括灾难医疗协助小组(DMAT)和工程救援人员(USAR),前者协助医务人员工作,后者主要负责从废墟中搜寻伤者。疾病控制中心负责运来支援设备、药品、疫苗及后备药品存储。

张胜兰:希望能站着讲话的人

张胜兰,唐山地震时被“第一时间”救出但因救护方法失当导致高位截瘫的人。她是此次大会组委会邀请的特殊嘉宾。坐在轮椅上的张胜兰用平静、低缓的语气告诉人们普及基本的救援知识是多么重要。

张胜兰曾经是一位护士,在部队工作时也曾护理过一位19岁的截瘫战士。30年前当她从福州部队到唐山与一位空军飞行员结婚期间,遇到了地震。当时因为她居住在部队家属区,所以在地震发生后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内,就被从倒塌的房屋中救了出来。她说,地震发生时,看到了强烈的地光,然后是剧烈的震动和摇晃,随后她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她的丈夫闫先生说,张女士在地震时被房顶掉下的水泥板砸伤了腿,当人们把她经房间的窗户抬出来时,张女士说了一句“脖子疼”,可是她颈部皮肤完好,并没有看到受伤的痕迹。然而这一抬却让她终生未能再站起来。她的第5、第6颈椎严重错位,虽然经过4次手术,但并未改变截瘫的结局。目前她不能站立行走,上肢仅保留部分功能,左手僵硬不能握拳、右手痉挛不能伸直。

张胜兰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经常想,如果当时搬运的方法正确,如果在颠簸的卡车上采取了适当的保护措施,如果当时得到恰当的治疗,也许我现在会好得多, 也许今天我能站着讲话。我认识李宗浩教授后,读到了他写的一本科普读物——《第一目击者》,书中介绍了许多急救的正确方法。希望能有更多的人阅读这本书, 学会一些救援技能,利己、利人。

李玉林:将唐山地震的“第一信息”报告中南海的人

李玉林,唐山开栾煤矿退修干部。他也是此次大会组委会邀请的嘉宾。71岁的李玉林神情矍铄,回忆起当年与三位同事将地震“第一信息”送到中南海的情景,他在自豪中不时流露出深深的内疚。

李玉林30年前是开栾煤矿的工会副主席。7月28日凌晨地震时,幸亏家中的大衣柜撑住了屋顶才保全了他及妻儿的生命。从废墟中逃出来的他想到矿井下有 2000余名工人在上夜班,就不顾一切地往矿井处跑。沿途因为电路损坏、加之房屋倒塌的灰尘,使他看不到耸立在路边的楼房。他所居住的职工宿舍区30多幢楼全部倒塌。他发现唐山“静”的可怕。他感到这次地震灾害的严重性。

李玉林曾在军营中度过10载春秋。此时那种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促使他产生了向上级报告灾情的想法。当他发现唐山市委的大楼都成了一片废墟时,他决定开车到北京报告灾情。

在跑往矿井的途中,他遇到了驾驶着红色矿山救护车的崔志亮,后续又遇到另外两个同事,于是他们在几条可通往北京的路线中选择了跨河大桥少,可能道路损坏程度轻的一条──沿唐山经韩城到玉田的路线向北京驶去。车开到天津冀县时,遇到了国家地震局的一队人员在找震中,简单交换信息后,随行的一位唐山同志带地震局的人员返回唐山,地震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则陪同李玉林等前往北京报告灾情。经过近4个多小时的路程,李玉林等终于找到了国务院接待处,在简单报告了唐山地震的情况后,接待处的工作人员带他们和刚刚赶到的驻唐山空军的几位同志一起来到了中南海紫光阁。李玉林不仅报告了他一路观察到的灾情,还为中央领导画了通往唐山救援的路线图。当天上午10时,中央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随后大规模的救援行动有计划地展开。

李玉林当天从北京返回唐山,随后才得知他全家14位亲属在此次地震中遇难。李玉林说,30年来他一直为一件事感到懊悔——他在向中央报告灾情,提出救援建议的时候,没有申请从全国多调一些大吊车来,那样的话,也许可以救出更多的同胞。

后记:在此次采访过程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灾害救援的社会性和公共性。突发事件及灾害救援需要网络化,需要从政府官员到普通民众的广泛参与,需要各相关部门的多方协作。医学救援的成功与否不仅需要理念及知识的更新、技术设备的改进,更需要救援知识的普及和法律法规的保障。纪念“昨天”,不是为回顾过去痛苦的经历,而是为了未雨绸缪,在面对灾害时我们众志成城。

来源:中国医学论坛报 http://www.cm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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