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看病贵不贵？”早在今年两会开始前，这个话题就已被炒得沸沸扬扬，两会期间也一直是持续关注的热点。

　　政府承认老百姓看病贵

　　“关于看病贵的问题，其实是个老话题了。”广东省人民医院院长林曙光代表说。两年前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到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说明政府早已认识而且正在努力解决。

　　据悉，在今年广东两会期间，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对媒体说：“在中国，看病是最不难的，也最不贵！老百姓觉得看病贵主要是因为看病的钱要自己出，但出不起（钱）并不等于贵。”此言一出，立即招来不少“板砖”（批评）。记者日前联络曾其毅。他在给记者的短信中说：“我说老百姓自己掏钱看病就觉得贵，这个贵跟实际价格不是一个概念。应该建立机制让老百姓不用花那么多钱，同时也应该转变观念，健康服务不是廉价产品，人们应该重视它。”他建议记者搞些数据，比较国内外医疗的价格，国内外健康支出占收入比例等。

　　“我认为曾医生说得有道理。”林曙光代表说，“单从字面上来理解，我们看病肯定贵。但是，看病贵与个人医疗消费能力、经济发展、社会保障水平等密切相关。”他举例说，有个朋友在美国学习期间得了肺炎，治疗回国后，美方寄来一张账单，朋友一看吓了一跳：“不会吧？治疗费用两万多美金，合人民币15万元多！”再一看，原来是保险公司寄来的。保险公司为他看病支付了两万多美元，朋友悬着的心顿时放了下来。

　　个人医疗消费能力与可支配收入有何关系？2005年，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我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约为3200元。当年，十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曾对我国部分省区农村居民的医疗消费情况进行调查。调查发现，当年人均纯收入2000元以下时，农民手里基本没有多少“活钱”，自费医疗的支付能力非常有限。农民每户每年最高能承受多少医疗费用？调查发现，贫困地区约5000元，刚脱贫地区约1万元，是当地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4倍左右，超过此限，农民就会放弃医疗；小康地区最多可承受2万~3万元，是当地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6倍左右；宽裕地区最大可支付当地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8倍~10倍的费用，再超出也会因此返贫。换句话说，一个人可以接受的看病花费与人均纯收入不是等同的倍数关系，收入越低的人，承受力越低。

　　数据显示我们看病确实贵

　　看病花费国内外有何不同？在某网站组织的专题讨论中，不少网友以自己亲身经历进行说明。因为总感觉头不舒服，一位网友在中国做了一次核磁共振，在日本也做了一次。两国医生同样都确认情况不是很糟糕，最后都认为是血管的问题，开了一点神经药物。两国花费分别为：

　　中国 日本

　　矿泉水一瓶 1元 100日元

　　快餐一次 5元 500日元

　　诊疗费＋核磁共振 400元 20000日元

　　药费 60元 600日元

　　其中自己承担 200元 6000日元

　　（注：人民币与日元汇率以115计）

　　2007年人均GDP中国约为2400美元，日本约为34000美元，相差14倍左右。以此为基数，比较上述数字：日常消费中日相差6倍~7倍，看病总费用相差3倍多，其中自己承担部分相差两倍。药费相差约1.5倍，只不过是倒过来。从该个例比较发现，中日两国的物价差距没有收入差距大；从绝对值看，在中国看病不如日本贵；但从相对值看，中国看病贵，突出体现在药费上，其次是自己承担部分。

　　钟南山代表对这个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从绝对值来说，中国看病费用并不贵。比如，看一次感冒，在香港需要3000港币，我们只需要300元人民币。两者的不同在于，香港人看感冒只需自付很少一部分，我们则主要需自己负担。香港的人均收入远高于我们，此消彼长，我们当然觉得贵了。”

　　钟南山代表认为，我国的卫生基本公共服务也不均衡。前几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一篇文章说，一个1000人的社区，有750个人会得各种病，其中500个可以自己吃药解决，剩下的250人需要到社区去看，还有9个人得去大医院解决，只有1个人需要专家“搞定”。而我们现在是“倒三角”，大部分病人挤在大医院，感冒发烧也要看专家，这样看病肯定难、肯定贵。

　　卫生部部长陈竺委员在政协分组讨论时表示，目前我国卫生事业各项指标虽然不错，但在每一个不错的平均值后面都隐藏着一些不幸的群体。“我们的人均卫生支出虽然不低，但是差距很大，其中有为数众多的困难群体。今后我们努力的方向应是促进公平。”

　　医改不应局限于解决看病贵

　　“医改的目的不应局限为解决看病贵，政府必须提高认识。”钟南山代表说，教育是培养有知识的人，医疗卫生是造就健康的人，而不仅仅是给老百姓治病。应从大卫生角度理解医改。换句话说，政府必须认识到，搞好医疗卫生和搞好教育一样，是政府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而不仅仅是一个解决社会矛盾，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减震器”。政府领导只有将医疗卫生工作提高到造就一个健康民族的高度，才能真正搞好医改。

　　在结构体制层面，钟南山代表建议，建立统一高效的体制。即将推行的大部制改革已经走出第一步。在经济层面，应安排更多的财政资金重点投向城镇农村基层卫生机构。

　　在人才方面，关键是培养一批“下得去，用得上，养得起，干得好”的基层医务骨干，在基层建立可供年轻医务人员发展的平台。待遇问题不能靠市场机制来解决。“目前基层医务人员的待遇只有大医院的1/3~1/5，在发达国家基层待遇有时比大医院还高。解决基层医务人员的基本待遇问题是卫生公益性的体现。”另外，医学生的培养内容还应该多关注大卫生和预防，不要只培养大医院的接班人。

　　“政府工作报告对教育的叙述是‘我们在实现教育公平上迈出重大步伐’。”钟南山代表说，“我希望，经过三四年，再听总理报告时，会出现‘我们在实现医疗卫生服务公平上迈出重大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