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比死要艰难。

　　活着比死要艰难。

　　活着比死要艰难。

　　这样念三遍,估计你已经感觉到喉头发紧、心里发慌、心跳变乱。但抑郁症病人李兰妮很多时候脑子里想到的只有这句话。癌症开过3次刀,做过4个半疗程的化疗。从2003年4月起至今,她一直要服用抗抑郁药:赛乐特、奇比特和佳乐定。她每天都会想到这句话:活着比死要艰难。

　　她蜷缩在衣柜里,瑟瑟发抖。站在天台上,幻想高飞。每当抑郁症发作的时候,她都觉得“活着比死了更痛苦”。但她控制住了自己,在与抑郁症斗争的5年中读遍了所有能找到的有关抑郁症的书籍,从谷地的阴影里逐渐走向洒满阳光的旷野。

　　她决定集中心力,以作家和抑郁症病人的双重身份,写一本叫《旷野无人》的书,告诉人们抑郁症是怎么回事,并由此告诉社会,疗救心灵疾患、促进精神健全的重要性。这本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的书名——“旷野无人”——像是一个有关抑郁症病人内心世界的寓言:你常常感觉到身边空无一人,只有内心的痛苦充斥天地。即使身处闹市,但无人能与之倾诉；高楼林立,却更像毫无生机的荒漠。

　　与抑郁症斗争5年,她已经不忌讳说自己的病情,也从一个病人变成半个专家。她期望告诉你,你的生活会改变,你会得到从未想象过的希望和激情。她就是一个例子,这本书就是她的故事和思考。

导言

　　关注今天中国人的精神生存,是这个时代的大话题。

　　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中国人的物质生存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你关心过中国人的精神生存吗?或者说,你关注过你自己的精神生存吗?

　　作家李兰妮对抑郁症的倾诉,犹如一道午夜幽光,洞穿人生与世相的驳杂,投射在每一个深沉而焦灼的灵魂上。但在她深刻沉痛的经验背后,其实悚然矗立着一组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

　　全世界,心理疾病已成为第四大疾病,全球约4亿人患抑郁症。英国近一半的妇女在服用抗抑郁药。

　　在我国,抑郁症患者占总人口的4%至8%,约5500万人；因患抑郁症而导致自杀的人数为80万人,远远超过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15万人,每2分钟有1人自杀,8人自杀未遂……

　　更可怕的是,在中国,大约90%左右的抑郁症患者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患有抑郁症并及时就医。抑郁症已成为潜伏在人心中,隐匿在社会之中的一颗定时炸弹。

　　有人将抑郁症比喻为心灵感冒,因为它极易感染、无孔不入；但在专家眼中,抑郁症又如心灵癌症,严重者可导致毙命……在人们对抑郁症还陌生、偏见和隔膜的时候,它就潜伏在你左右,是一抹很难挥去的心理阴霾。

　　在现代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物欲牵绊之中的人们发现内心和精神被重重围困。抑郁症及其他的精神疾患缘何在中国急剧蔓延?中国人遭遇了现代精神困境?为此,我们特用四个版的篇幅,通过对抑郁症的关注作为切入口,探讨中国人的精神生存,并以此呼唤一个更加和谐、美好、充满关心、温暖和爱的社会到来!

　　　——编者

　　李兰妮,女,1956年生,1977年历任深圳报刊记者、编辑,1981年发表作品,著有小说、散文、电视剧本多部。1988年后罹患癌症,三次手术,五次化疗,后又发现患有抑郁症,“活着比死困难”,几度痛不欲生。但是,她在治疗期间,带病写作,她把自己的治病过程和心灵感受记录下来,创作了这一部内容、形式、蕴涵、风味都别具一格的著作。

《旷野无人》的呼唤

　　写书帮我治疗

　　记者(以下简称“记”):2005年的时候你的抑郁症得到控制了,结果因为写这本书又再复发。写的时候你就会预见到回顾痛苦会更加痛苦,为什么还是要写?

　　李兰妮(以下简称“李”):2005年我的抑郁症从重度转成中度了,本来没有想写这本书。但是比较烦的是,我的一些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知道我曾经深度抑郁,就偷偷摸摸地打电话问:“我这样是不是得了抑郁症?”都要我来分析,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有教授、高官、巨富、自己赤手空拳打拼出来的“富姐”,但是也有普通老百姓。

　　最让我感到必须站出来说话的是那些孩子。有时候我去广医二院找心理科的龚主任,发现很多父母拖着孩子来看病。我就问他,怎么他们那里一下子就“火”了,男女老少都跑来了,连小孩子也来。他说,现在的小孩有很多心理问题,家长不懂,总以为这些孩子是调皮,不喜欢读书,或者以为孩子学坏了,其实不是这样,他们其实是抑郁。当他们刚刚有抑郁的萌芽的时候,如果父母有这个意识,马上进行专业精神医生的介入,吃一些辅助的药,就可以很快缓解这种情况。但是父母没有这个意识,弄得父母痛苦孩子也很痛苦。

　　自杀已经成为19岁-34岁年轻人死亡的首因。看看深圳去年的数据,交通意外914人,但是自杀是2000人。这个事情如果还不重视,这个数字的增长是翻倍的。德国的精神病普及专家努贝尔说,德国的患者都只有30%的人接受过心理治疗。德国对医学、尤其是精神学研究是非常超前的,他们都这么搞不清楚,那中国的情况呢?根据最新的研究数据,10.4%的人有抑郁症,那么中国就有1亿多人。

　　记:身边这么多人有抑郁症,于是你想通过写自己的经历和思考帮助他们?

　　李:我写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我看到很多杀人案件、暴力案件,都很恶劣,那些杀人的人不少都是被认为是很沉默、品质还不错的人,平时邻居都说他还挺乖。大众和媒体分析这些恶性案件时,总是找社会的原因,找不到工作了什么的,其实这只是个诱因而已,他抑郁到了一定程度,就两个通道,一个是杀人,一个是自杀。没有人知道他的生理方面也出了问题,没有人看到他的伤口,他自己也看不到。

　　不看清自己的病因,不找专业医生介入,你怎么呼吁都是没有用的,你没有到点子上。如果还不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这一代已经是不可控制的了,那下一代呢?

　　记:就像苏珊·桑塔格说的,“疾病成为了一种隐喻、一种丑陋,一种道德缺陷,”成了最不好的东西了,得病的人好像人格都低人一等了。

　　李:对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连你自己都这样看自己,不发出正确的声音、公立的声音,你该怎么办?　

　　记:你以前也逃避吗?

　　李:最开始,我不愿意承认,心想我怎么会得抑郁症?我以前以为抑郁症完全是心理问题,以为就是想不开、发愁,肯定会死掉。但是我就不知道抑郁症分生理的和心理的,也有混合型的。重度抑郁症患者一定要药物治疗,中度的用一些比较安全、副作用小的药,而且用的时间不长,吃大约3个月或者是半年就可以了。而轻度的呢,只要心里知道,进行辅助治疗,包括信仰治疗、宠物治疗、香薰治疗、认知疗法的治疗等等,就可以了。

　　关键是要看到这一点:这个世界上有10.4%的人有抑郁症,但是大部分不知道,或者是逃避病情。如果我们这一代还不重视,到了你们这一代,或者是你们的孩子那一代,就泛滥了,很难再制止了。到那时,你物质生活再好也没有用,你挣钱可能远远不够看病的,美国有研究数据说由于抑郁症、精神疾障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经济损失达到多少万亿。

精神的“非典”每天都在发生

　　记:这本书包括四部分,是一种很新的文体,既有文学性的对童年的回忆随笔,又有专业、冷静的对抑郁症治疗的感受,还有权威书籍、资料的链接和一个补白。为什么这样设置?写这本书最初的构想是怎样的?

　　李:这本书共116篇日记,每一篇后面我都附着随笔,想告诉大家,我是这样一步一步战胜抑郁症走出来的。最早我是打算写个十几万字就可以,第一,给病人看,告诉大家认知疗法是很简单,看我就是这么写的,你就照着来就行了,有没有复发都可以做。第二,这是一个“病历”,可以给精神病医生看,因为他们未必有这种资料。

　　但是我写着写着,就觉得不对,我觉得应该把我看的书,书里面一些精彩的阐述,都应该链接下来。这样才有公信力。到了后来,我发现应该把我被压抑的童年也链接进去,因为这里面也有童年的伤痛在里面,一个人要找到抑郁的根源,必须从童年、从家族里去找；现在有多少孩子被学校、家庭、父母压抑着……

　　记:你觉得这本书写出了你想说的吗?

　　李:其实我想说的很多很多,这本书只是我想表达的十分之一。只写了1/10,第一是因为写的时候我抑郁得没法写下去了；写到最后,我就想站在十几层楼上跳下去。第二,有些痛涉及到我的家族,例如我的外婆,她也抑郁,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她在医院,她的儿子不要他了,我必须顾及家族的反应。

　　当时我就想,我为什么活,我为什么要为你们活?这是最难受的。我一方面通过这本书告诉别人抑郁症是可以走出来的,但是现在我等于是又深入虎穴,又开始抑郁了。

　　有朋友说,你那十分之九的东西怎么没有写出来?因为她认为那十分之九是更深刻的。不过她也劝我不要写出来了。第一,她觉得我承受不了这个；第二,应该让全社会的人来补上那十分之九,因为每个人的精神都不一样。我只想告诉大家,精神的“非典”每天都在发生,比“非典”死的人多得多了,但是大家都视而不见。为什么?第一,人心很冷漠,不是自己的事不会去关心,他忙着赚钱去了,唯利是图。第二种视而不见是害怕,他知道自己心里面有这种东西,他害怕,不敢去梳理它。第三呢,他不具备这种知识、不具备这种训练。

阅读别人能减轻抑郁

　　记:那普通人看这本书的时候会不会越看越抑郁?

　　李:不会不会。伊丽莎白·斯瓦多说过“阅读关于别人的抑郁经历能够帮助你减轻抑郁”。　

　　记:这个方法对你有用吗?

　　李:非常有用。

　　记；对你的帮助主要在哪里?

　　李:帮助我正视抑郁症这个东西它是怎么回事,告诉我原来别人也这么抑郁,我这个病并不是多么了不得的事。这个“旷野无人”的名字有好几种含义。其中最简单的,就是抑郁病人就像在旷野似的,没有亮光,也没有人。他看不到一个人,就感觉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很孤单、很恐怖。但是你读别人的经历时就会发现有很多人都抑郁,它是一个很常见的病。如果你是中度可以想办法减轻,就算是重度患者也可以争取“不死”的。打个比方,有一次我家里被盗窃了,很害怕。之后我的一个朋友说,她被抢劫的时候,被人掐着脖子,拖着走,哭了一天。我听了以后,一是很同情,另外我自己的心里也好受些了。

　　记:书的主体记录了你进行认知疗法的过程。

　　李:我2003年4月开始吃药,5月份的时候症状就开始减轻了。抑郁症的一个表现,就是我在现实中很混沌、很恍惚,常常会做白日梦。周围的这些人和东西,我以为不存在,发生的事我也会经常记不住。有时我的先生迎面走过来,我都是视而不见的。比如我刚刚吃完药,过了一分钟我就忘记我有没有吃。刷牙也是,有时候是我这次刷牙的感觉与上次的感觉在某一点上相通了,我才会想起我已经刷过了。

　　但是我梦境很清晰,包括梦里面人的脸,我和别人的对话,都很清楚,这些人生活中我可能从来没见过,像从另一个世界里和我相遇。幻觉、幻象、幻听这些时刻干扰着我,没办法。然后我就试着写认知日记。我把它写出来,它就不会干扰我了。我有一台黑色的IBM电脑,每当我写完把它关上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就在那里面了,像魔鬼被装进了瓶子里。

　　认知日记的好处就是,把一天中无论多小的事情,高兴的不高兴的都记下来,你就会变得清楚一点。我既不看电视,也不看书,音乐也不听,但是我为了自救,只好写下来。

　　记:你觉得写下来确实有用吗?

　　李:有用。很快就有用了,我第二年的5月份做的测试已经变成中度了。写到第二年的8月份,就基本上复原了。中度就已经基本可以自己控制了,我就停了看看,觉得我可以不必做了。我是2004年8月停的,2005年我觉得我过得还可以。

李兰妮与抑郁症

　　生活中的李兰妮

　　记:你写这本书把从小到大的经历又回顾了一遍,其实是你在找自己的病因。你觉得你的抑郁症跟童年经历的关系有多大?

　　李:我的童年的忧伤从哪里来呢?我觉得应该从我还是胎儿期间的时候,就是说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应该有了。我觉得我的母亲当时并不是很想生下我。她刚刚从部队里回来,理想就是一辈子当个好军人,因为她的祖上一直都是小知识分子,她并不想马上生孩子。

　　记:你平时是个什么样的人?

　　李:我曾经是“别人诉苦的垃圾桶”,谁受了委屈都会冲我大哭一通的。他们在我这哭完了之后都是精神抖擞的,走出去之前都是乐呵呵的。然后我就会默默的为他们担心,觉得帮不了他们。我既没有权力,也没有钱去帮他们,也没有办法帮他们去挡这些伤害。我觉得“我只为别人受伤”。

　　记:本来,看到别人高兴,你自己应该也很高兴。

　　李: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但我可能不大能打开自己的心扉。这可能与我曾经在部队生活过军队有关系。我5岁的时候,因为备战,我父亲就带我来到深圳的内伶仃岛,孤岛上的家属是很少的,有知识的家属在大城市,像广州、佛山等,都不愿意跟着丈夫去孤岛。如果一个人没有故乡,没有社会关系,会怎样?我哭的时候不会像别的小孩那样叫“妈妈啊~”,连爹妈都不叫,我的事情没法跟任何人说。　

　　记:在常人看来,你算是很顺利的,本应该快乐才对。

　　李:我1999年就拿了正高职称,在那个时候,50岁以前拿正高是很难很难的。我那个时候刚40岁,写的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什么都非常非常顺,但是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快乐?　

　　记:你有深深的不安全感,这是你抑郁的主要原因吗?

　　李:这是最直接的原因。我得癌症做手术的时候,连我父亲都不来看我,说是怕受刺激得高血压,他是打过仗的人啊；我先生每天要上课,只能下课后来看我。这也是很多现代人得抑郁症的原因,第一,没有安全感,第二,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第三,所有的东西都在匆促变化,还有就是信息泛滥、道德体系崩溃等各种因素。所以那些不富裕的人就想我们一定要买东西,一定要让自己确定下来。这也是刚出来工作的年轻人的心态。那些30多、40多岁的人的想法是,我现在还不够有钱,我的位子还不够高,我一定要加油加油。但是富人也同样没有安全感,他们会认为很危险,可能一觉睡起来什么都没有了。

信心、盼望和爱

　　记:如果让你用最简单的话描述抑郁症的感受,你会怎么说?

　　李:这是一种没有伤口的病,但比所有的病都更痛苦。我看到安德鲁这些人的书,里面说“抑郁症人是看不到伤口的”,我当时真想和他握握手,真是“难兄难弟”。

　　记:各种原因引起的抑郁都可以靠药物治疗吗?

　　李:首先要分清楚这个抑郁是生理的还是心理的。有些人也抑郁,但不是很重,由于各种因素缓解了。但是很可能过几年碰到什么事后又犯了,这时他可能需要吃一些药。有些人轻度的时候及时吃药,三个月就能够慢慢好了。轻微抑郁的时候,就让专科医生介入,可以很快的调整过来。第二,要靠专家来分析,一定要去看专家。

　　记:在书中我看到你在不断重树自己的信仰,你觉得你最大的转变在哪里?

　　李:我以前一直都有一种心理,就是我凭什么要为我的爹妈活着?小时候他们那样忽略我,凭什么要照顾他们?我有一种怨恨,小时候你那么忽略我,等你们老了,闲着没事干了,就整天扒着我做这个做那个。得了癌症以后,我很认真地想过“我是不是问心无愧?”问心无愧我就可以走了,而且有人也跟我说李兰妮你该得的也都得了。但是现在我觉得,上帝造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有他的使命。“信心、盼望和爱,这三个是永远的,最重要的是爱。”

　　我受了很多有意无意的伤害,不要去以恶惩恶。我真正做到跟我父母和解了。我从心底里头原谅理解他们了。我觉得我小时候受的这些苦难都不是他们的错,他们本身也是受害者,这是我很大的一个转变。

　　记:你写到最后那两页的时候,引用了《圣经》里约拿的故事,说每一人生下来就必然有一项他要完成的任务,注定要做的事情。你觉得这本书是你一定要完成的任务?

　　李:我为什么让田惠平写后记呢,就是前年12月份我检查的时候,医生说我的癌症有点复发了,劝说我赶快去治,去做手术。我当时就面临着一个写不写下去的问题。我不要做手术,因为我一做手术就肯定写不下去了。同时,我觉得我不能再悠着写了,得赶快把它结束,不管说得清楚还是不清楚。赶快把这件事做完,完不成的以后再交给其他人。但是很奇妙,我写完了以后,今年1月15日去拿我的去年12月的病历,然后我就检查了一遍,医生说可以不做手术,我一下子就解放了。

　　现代人与精神隐疾

　　家庭的精神基因就像一棵树

　　记:我刚刚打车过来的时候,车上的电视刚好在放两个自闭症小孩的故事。有资料说自闭症很大程度上是基因方面的问题,那抑郁症呢?

　　李:我后记里最后有一句“田惠平,你来接力吧”!她是中国第一个自闭症研究所所长,是美国《读者文摘》推荐的“今日英雄”。为什么最后我没写完的部分让她来写,因为抑郁症和自闭症同属精神疾障,是在一个大范畴内的。而且,到目前为止,自闭症和抑郁症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世界上还没有共识。像基因、各种各样的压力、信息泛滥、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等等,这些都只是医生的猜测,但是都不能作为结论。像田惠平就说,她和她的丈夫都非常聪明,她儿子怎么就得了自闭症?就是搞不清。

　　记:看了这么多专业书籍,又对自己的经历进行自省之后,你觉得抑郁症最需要正视或纠正的是什么?

　　李:很多病人都偷偷摸摸的,好像是见不得人似的。李欧梵(注:台湾作家)就说,华人世界普遍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很少关注个人的精神世界,长期以来都是这样。所以他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他太太会得抑郁症。他们是二婚,大家认识了很多年了,各自离了婚以后走到一起,很不容易,很甜蜜。他太太抑郁症复发的时候他觉得很恐怖。传统文化中就没有探究人的精神病理的传统,现在大家就应该注意了。中国现在不是那种“穷国弱民”了,到了要审视精神隐疾这一步了。

　　记:这代人的病,其实受几代人精神隐疾的遗传和影响?

　　李: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看过一本日本现代短篇小说选,有点似懂非懂,但有一篇记得很清楚,说有一个人被锁连链关在一个笼子里,在马戏团里表演,表演得很好,很受欢迎。后来,因为他太受欢迎了,名气很大了,很红了,有人怜悯他,打开笼子,解开他的锁链,以为这样子他会跳得更好,但是他反而不会跳了,不懂得怎么表演了。我就觉得我们的父母,包括我这一代人,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扭曲,失去了让心灵和精神自由的能力。

　　记:很多人说现代人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精神越来越脆弱,这才是各种精神疾病的主要原因,你认为呢?

　　李:一个人脆弱一定是有原因的。我有些朋友的孩子10几岁,20几岁,他们会经常埋怨孩子很脆弱、没有责任心、不努力。我就会骂我这些很好的朋友,你自己就不是很正常,因为你们的父母不正常。家庭的精神基因就像一棵树,这一百多年,每到它生长一圈就不断地砍,已经快砍断了,都没有让它长成。

抑郁症应该提高到公共健康的层次

　　记:就是说我们要从精神文化、基因传承的角度去看待很多现代病,而不仅仅是社会原因或心理原因?

　　李:对,我们以前谈精神病都是空的、虚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得这个病。精神疾病应该和人类、家族的精神基因有很大关系,你的血液里流淌着、继承着几代人的精神隐疾,但不像身体和外貌上的疾病那么明显。比如说你近视,你的父母也是高度近视,那这里面肯定是有遗传的。

　　记:但这种精神隐疾、精神黑洞已经进入了潜意识、无意识。

　　李:它进入了潜意识,而我们又不愿意去挖掘,去正视。我觉得有三个原因。第一种,因为童年一挖掘,就面临着对父母、对家庭的关系,就会担心自己的父母受伤害,会觉得内疚,可能反而会恶性循环。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为长者讳,为尊者讳,这是个“雷区”。

　　第二,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相当大一部分还没有到这个程度。“五四”的启蒙是对科学的启蒙,但是我觉得21世纪的启蒙就是要从潜意识的启蒙,从精神黑洞,从基因传承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精神疾病。

　　各朝各代,中国人的基本教育都是从小知识分子这里得来的,包括善恶观、文化基因,大师很少。但是小知识分子软弱,国家穷了,人穷了,知识分子的锐气几代人传下来就没了。第一代像我外婆的外公,他还是有志气的。那时候他扎根在乡村当一个私塾先生,内心里是平静的。他觉得自己遵从“大道”,教这些穷困的孩子知书达理是一件崇高的事情。　

　　记:你接触的医生的水平是怎么样的,国际上又是什么情形?

　　李:我2003年第一次看抑郁症方面的书,目前为止我接触的广东的这些精神病方面的医生,给我谈的理论全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不是卡尔特就是弗洛伊德,他们最多看看费洛姆的,阿德勒的也不多。而现在很多德国的、瑞士的、美国的、英国的研究成果,都是21世纪以后的成果。

　　我们的心理医生存在的问题就是:以前他们很闲,没有人去找他们看病；现在他们很忙,水平却没跟上来,都觉得是病人心里想不开。我翻出哪一年我去看精神科的记录,是中山×院第一个创立这个科室的、当时给我看病的老主任的记录。最后我把那个老教授“忽悠”得他没给我看病,反而我帮他看手相,把他给讲晕了。

　　在国际上,真正把抑郁症从人的偶发性精神疾障提高到整个社会、整个国际的公共健康这个层次,把抑郁症视为仅次于艾滋的危害公共健康的第二大疾病,并且从精神文化的角度对此进行系统研究,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那时候才开始进行深刻的、更接近本质的研究,重新来审视这种疾病。它换了一个角度,才开始有成就。以前一概把精神病人归结为“疯子”,一概关到精神病院里面。他们都不关心为什么会有这些病,也难以找到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