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现行刑法，受贿罪分普通受贿罪和商业受贿罪两种。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而“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而非国有公司、企事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索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则属商业受贿。国有医院的临床医生属于什么身份？收取回扣是否属于受贿？检察院无法定夺，案件处理一时陷于入停顿状态。

　　北京大学陈兴良教授认为，临订医生开具处方的行为不属于公务活动范畴，其收受回扣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院长曲新久则认为，国有医院和其他国有事业一样，都是由政府权力分化而来，从历史的延续性考虑，仍应将这些单位的工作看作公务行为。因此报社记者采访时接受红包、医生开处方拿回扣等行为，均当按受贿罪论处。

　　不管看法有不同，专家们则普遍地同意，应当对刑法中有关贿赂的条款进行修改。不管遇到什么问题，人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为什么不赶紧立法。当一部法律制定出来后，人们往往又会发现，法律条文已经不那么“合乎实际”或者过时了。因此，如果司法机关严格执行法律条文，仍有不当行为不能得到惩罚。

　　这正是目前的法律体制的困境所在。我们模仿的是欧洲大陆法传统，根据这种法律思想，一切法律只能由立法机构颁布，而法官们只能机械地适用这些法律法规，不拥有任何自由裁量权。这样对发生在“灰色地带”的、法律条文没有明确规定的非法行为，法官们就陷入“无法可依”的尴尬状态。

　　因此，一件一件发生在现实中的案件提醒我们，也许该重新思考我们的法律体制，现行体制使法院成为机械适用法律的木偶，不能根据现实的变化灵活地创制出恰当的法律规则。让我们设想另一种法律制度，在这里，法官可以对法律条文作出重新解释，或者在不存在相关条文时，可以根据其对立法意图的探究，通过比照、类比、扩展适用范围等形式，制定出新的法律规则。其他法院在对同类案件进行审理时，可以拿该判决作为判例直接适用。

　　如果是这样的法律体制，浙江瑞安的医生收取红包和回扣案，当不难审理。一种行为是否正当，不在于法律是否有所规定。一种不正当行为，不能因为没有相应法律规定，就可以变成正当的。在任何具有正常理智与情感的人看来，医生收取患者红包，收取药商回扣，都是不正当的。这种行为无论是对患者、对医院的声誉，还是对药商、对医药市场的正常秩序，均构成了显著的损害，因而，这些医生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不管法律条文上是否有所规定。检察院有充分的理由对这样的行为提起诉讼——其实，患者和药商也可以提起诉讼，而法院则有理由惩罚这样的医生。否则民众就会认为，法院没有尽到恢复正义的职责。一旦法院——最好是较高一级的法院——形成这样的判例，其他法院可以适用它。这样，即使不经过复杂的立法程序，司法机关也可以非常有效地遏止红包、回扣等丑恶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