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不断进步，给千千万万个不孕不育家庭带来了幸福和希望。1978年，世界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10年之后，中国第一例试管婴儿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诞生。如今，辅助生殖技术问世已经30年，走进中国整整20年，全世界通过此项技术出生的孩子超过200万名，中国也有数万名。与此同时，辅助生殖技术带来的有关心理、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争议也一直没有停止过。

　　试管里的“婴儿”

　　操作台，洁净无尘；培养箱，恒定在37℃；房间的空气是过滤过的。显微镜下游动的精子，与安静的卵子在医生的帮助下融为一体。2月22日，站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的实验室里，我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郑萌珠说，自己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了生命的神奇。

　　1978年，世界首例试管婴儿在英国出生。“这对于当时的中国人而言，无异于天方夜谭。很多人认为，试管婴儿就是胎儿在一个大玻璃管中长大，长到足够大时，把玻璃管砸碎取出孩子就行了，甚至认为从此以后妇女不再有分娩的痛苦，医院也不用设妇产科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庄广伦教授回忆说。

　　俗称为“试管婴儿技术”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包括常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单精子卵胞浆内注射和植入前胚胎遗传学诊断技术。常规技术就是分别将卵子与精子取出后，置于试管内使其受精，再将受精卵移植回母体子宫内发育成胎儿，这一技术主要适用于女性输卵管梗阻性不孕。“过去人们对试管婴儿的认识有误区，以为他们不是父母的亲骨肉，其实试管婴儿也是通过父母双方的精子和卵子结合的后代，婴儿要依赖于母体才能正常成长。试管婴儿只是解决了生育过程中某个环节存在的问题，医生只是在其中帮了一小段忙，仍然需要人体原来正常的生殖机能的许多方面作为保证。”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乔杰介绍说。

　　1988年，我国大陆第一例采用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的女婴在北大三院呱呱坠地。随着技术的进步，又衍生出了单精子卵胞浆内注射（ICSI）、植入前遗传学诊断（PGD）等技术。运用这两项技术的试管婴儿分别于1996年、1999年在广东诞生。辅助孵化和卵子冷冻、未成熟卵培养等国际最新技术也在我国获得成功。我国首例、世界第二例同时采用冰冻精子、卵子、胚胎的“三冻”试管婴儿于2006年1月在北大三院诞生。

　　截至2005年的不完全统计显示，我国实施了10多万例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术，3万多名新生儿来到人间。国内得到批准可以开展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的医疗机构超过百家。“第一集团军”北大三院、中信湘雅不孕与遗传专科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呈三足鼎立之势，“湘雅”和北大三院年试管婴儿的实施例数都在2000例以上，“中山”1000多例。

　　“取得今天的成绩，一是靠大家肯动脑子，二是靠规范的管理。”庄广伦教授说。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好了，利国利民；管不好，祸国殃民。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管理体系是我所接触到的学科专业中最为严格的一个，也是最行之有效的一个。”人类干细胞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中信湘雅不孕与遗传专科医院院长卢光?说，2001年，卫生部颁布的《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被视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行业管理的里程碑。随后卫生部又颁布了相关法规和实施细则。各项规章的出台，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设立了门槛，从硬件配备、人员资质到校验审核都进行了严格限制。法规颁布并修订后的短短3年时间里，多胎妊娠率就从7.1％下降到3.1％，胚胎冷冻率从24.2％上升到51.6％，大大提高了胚胎的累积利用率。

　　医护人员还应是心理咨询师

　　北大三院生殖医学中心一层的候诊大厅，总是人满为患，不少患者就在医院旁边租下房子，等待结果。“开始我对他们为什么不回家感到不解，慢慢才明白，他们不愿意回家面对难以承受的压力，这种压力并不比身患绝症轻多少。他们中很多人的家庭濒于破裂，无家可归。”乔杰说。

　　完成一例试管婴儿的花费超过3万元，且成功率并非100％，对于一些完全没有希望的患者，医生通常建议患者不必花冤枉钱了，但有的患者却执意非做不可：“做这个试管婴儿，我就有这个家；不做，我就没有家了。”

　　“不走这个过程，一辈子都会遗憾。”很多患者见到乔杰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是我们的最后一站了。”

　　乔杰说，生殖医学中心的医务人员，不仅是需要运用技术手段的妇产科大夫，还是心理咨询师。在生殖医学中心，病人看病时间尤其长，夫妻矛盾、婆媳矛盾，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医生都要问到，咨询的时间比确定治疗方案的时间要长很多。

　　“不孕不育作为一个不容回避的社会问题摆在医务人员面前，也使得医务人员掌握社会学、哲学、心理学等多元化学科知识成为当务之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冯云教授提出，应当积极倡导多元化的学习氛围，使从事辅助生殖的医务人员除了扎实的临床专业技能外，还能给予患者更多的心理支持。

　　5年前，曾接受过双侧卵巢巧克力囊肿剔除术、合并输卵管不通的患者李女士找到乔杰。在此之前，她已经在其他医院做过两次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术，但都没成功。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李女士来到北大三院。之前多次不成功的经历让她十分紧张、焦虑。在治疗过程中，一个小环节上的误会让李女士怒不可遏，甚至还找来了媒体记者，但乔杰对李女士的过激反应并没有感到意外。经过精心治疗，李女士终于如愿以偿喜获“麟儿”，喜出望外的她给儿子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圣杰”。“后来我遇到好几位患者，都是她推荐来的。一了解才知道，她在从北京回老家的火车上，一路上都在宣传我们中心。”回忆起这位从要给中心“曝光”到把医生的名字含在孩子姓名之中的患者，乔杰说，不孕不育对女性身心健康的影响是外人难以想象的，背负着种种压力的她们更需要积极的心理疏导，以帮助她们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勇气。

　　永恒的伦理话题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在未来20年中走向如何？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主任委员王一飞教授认为，“成功率”和“安全性”是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未来发展的两个关键词。

　　“简单将分娩率视为成功率并不十分恰当。”王一飞教授指出，将试管婴儿实施例数、临床妊娠率、活产率作为衡量生殖中心技术水平的评判标准有待改进。“成功”并不能简单定义为用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让不孕妇女怀孕生产，而应当视作通过对夫妻双方全面的诊治，分析不孕原因，在诸多选择中选择最适合他们的一种方式，最终解决不孕不育的问题。

　　乔杰对此观点表示赞同。她说，北大三院生殖医学中心目前日门诊量在300人次~500人次，2007年全年门诊总量近13万人次，其中10％~20％需要复杂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其他通过药物治疗、简单的人工授精、腔镜手术、促排卵药等就能够解决。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只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之一，适用于运用其他方式难以奏效的患者，并不是唯一最佳方式。

　　王一飞强调，现在国际上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成功率的新定义是将足月单胎活产视为最终目的，强调治疗时间越短越好，病人不适及并发症越少越好，病人的经济负担越小越好。通过搭建多学科交叉的学术梯队，为患者提供更具个性化的治疗方案，降低病人经济负担。“国内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应当跟上国际发展的时代潮流。”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在给千千万万不孕不育家庭带来幸福和希望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诸多风险。促超排卵药物的使用使母体的雌激素水平增高，是否会增加致癌风险？对精子、卵子和胚胎的操作是否会引起损伤？脱离母体环境的不成熟卵细胞在体外成熟是否会增加先天缺陷的风险……种种疑问，目前人类尚未找到答案。

　　对此，王一飞认为，不同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风险性也有所不同，应当对各项技术的风险性进行个性化分析和评价，再有针对性地加以研究，寻求解决途径。他建议，组建一支由遗传学、系统生物学的各种组学、男科学以及心理学科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团队，展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深入研究。他还提出，我国应当建立国家统筹下的协调、评估与监督机制，充分发挥专业学会的功能，组织专家制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规范和指南，使技术发展更加规范化。

　　卢光?也特别关注技术安全性问题。她认为，目前我国对试管婴儿的出生缺陷监测还有待加强，因为这有助于更真实地了解和评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风险性。

　　除了技术发展本身的安全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高之外，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在未来所要面临的伦理考验似乎更为严峻。对此，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冯云教授认为，应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必须坚守生命伦理的三大基本准则：尊重、有利、公正。“医生心中必须有两条防线，一是良心道德，二是法律法规，绝对不可逾越。”

　　世界卫生组织计划在今年9月召开大会，制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全球伦理准则。将出席该次大会的王一飞说，世界各国的国情和文化背景不相同，但伦理学的共同准则必须遵守，在此基础上，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加法”。由他领衔的国家“973”课题组也正在进行“中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干细胞研究伦理准则”研究，将分别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的伦理准则、人类干细胞研究的伦理准则等提出具体的建议。

　　资料1

　　中国试管婴儿大事记

　　台湾首例试管婴儿出生于1985年4月16日；

　　香港首例试管婴儿出生于1986年11月；

　　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于1988年3月10日在北京出生；

　　中国大陆首例供胚胎移植试管婴儿于1988年6月7日在湖南出生；

　　中国大陆首例冷冻胚胎移植试管婴儿于1995年12月16日在北京出生；

　　中国大陆首例单精子卵胞浆内显微注射试管婴儿于1996年10月3日在广州出生；

　　中国大陆首例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PGD）1999年在广州进行；

　　中国大陆首例“三冻”试管婴儿于2006年在北京诞生。

　　资料2

　　辅助生殖技术新进展

　　一、建立生殖模型。加强了对人类生殖过程的认识及有关常见病的处理，如子宫内膜异位症、多囊卵巢综合征。

　　二、卵子冷冻。包括卵巢组织冷冻技术。我国冷冻卵子试管婴儿于2004年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诞生两例。2006年1月我国首例、国际第二例“三冻”试管婴儿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诞生。“三冻”试管婴儿是经历了冻卵、冻精、冻胚胎，再解冻移植入母体子宫内而出生的。生育能力保存的需求日益增加，但由于卵细胞对低温非常敏感，冷冻后的卵子会发生不同程度的细胞损伤，染色体异常等，因此卵子及卵巢组织的冷冻技术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人类精子库。1953年R.G.Bunge使用丈夫精液冷冻储存，并随后解冻进行人工授精，世界首例冷冻精液、人工授精婴儿1954年出生。1985年Stewart报道一例使用新鲜精液进行供精人工授精。以后广泛认可使用经过检疫的冷冻精液进行供精人工授精。1981年我国首个人类精子库在原湖南医科大学创立，并于2004年向社会开发自存精子服务。2003年4月广东省也成立了人类精子库，并于同年7月率先开展自存精子服务。

　　四、人类生殖干细胞研究。1998年美国Wisconsin大学的Tomson实验室从体外受精14个胚胎中获得5个胚胎干细胞系。同年，美国John Gearhart实验室报道了人胚胎干细胞建系工作。近期，体外培养生精干细胞也获得成功。Dolly羊的诞生是震惊世界的医学事件。美国于1997年12月报道人胚胎克隆成功，但由于禁止人克隆，12天后被销毁。可以预见，随着生殖工程技术的高速发展，可导向到治疗性克隆。我国于2004年也成功培养出胚胎干细胞。无精子生殖、单性生殖以及胚胎切割克隆等技术的成功已不是梦想。所有这些都标志着我国生殖工程技术的发展已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资料3

　体外受精衍生技术的发展

　　借助不断发展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及日趋成熟的试管婴儿技术，派生出很多新的生殖工程技术。

　　一、单精子卵胞浆内注射（l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ICSI）。1992年比利时Palermo等将精子直接注入卵胞浆内，诞生了人类首例ICSI婴儿。1996年我国首例ICSI试管婴儿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生殖医学中心诞生。男性不育症大多表现为少、弱、无精症，精子无能穿入透明带，ICSI是男性不育症治疗的一项突破。然而ICSI避开了人类生殖的自然选择过程，可能会增加后代出生缺陷的患病率。Y染色体长臂基因或基因簇微缺失与无精或严重少弱精有关，此外，严重少弱精患者染色体异常包括嵌合体。因此，ICSI手术应严格掌握适应症，并重视术前的遗传学咨询。

　　二、植入前遗传学诊断（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PGD）。通过对早期胚胎部分细胞进行遗传学分析筛查，将无遗传病的胚胎移植入宫腔，从而有效地防止遗传病患儿出生。ICSI结合PGD还可以降低ICSI婴儿发生遗传病的风险。1989年英国的Handyside最先将PGD技术应用于临床，并于1990年获得健康婴儿。1999年广东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生殖中心成功完成我国第一例PGD。目前可通过PGD技术诊断的单基因遗传病，包括常染色体遗传性疾病、性连锁性遗传性疾病以及线粒体疾病等共30余种。自1990年世界上首例PGD婴儿诞生以来，至今全世界已有超过400个健康PGD婴儿出生。然而，由于人类胚胎中存在高比例的染色体嵌合型，单个卵裂球是否能代表整个胚胎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链 接

　　路易斯?布朗：“我是普通人”

　　1977年底，英国剑桥一间狭窄的实验室里，鲍勃?爱德华兹教授在他的显微镜下看到，培养液里漂动着一些微小的细胞团??人类早期胚胎，其中有一个后来变成了一个健康丰满、恬静温柔的普通姑娘。这位姑娘努力追求着普通的生活，尽管她的普通本身就极不普通。

　　从1960年开始，爱德华兹就开始研究人类卵子及体外受精技术，并于1969年在试管中培育出第一个胚胎。随后他与帕特里克?斯台普托合作，研究从女性子宫中提取卵子的方法。许多想生孩子想得发狂的不孕女性大方地提供卵子给他们试验，其中一位就是莱斯莉?布朗，一个性情恬静的妇人，因为输卵管异常而不能受孕。她的丈夫约翰健康状况正常。

　　1977年冬季的某天，爱德华兹成功地从莱斯莉体内取出卵子，驱车前往剑桥他的实验室。在那里，莱斯莉的卵子与约翰?布朗的精子在培养液中混合、受精，5天之后生成了5个胚囊，它们被植入莱斯莉的子宫里。尽管被告诫说受孕的可能性很小，莱斯莉却凭着感觉确信一定会成功。

　　1978年7月25日夜11时47分，兰开夏郡奥尔德姆市总医院，在斯台普托主刀下，一个女婴通过剖宫产诞生了。当时约翰正在斯台普托夫人的陪伴下等候在妻子的病房里，护士来叫他去看刚出生的女儿时，他喜极而泣，无法自制，在墙上砸了一拳之后才稍稍恢复冷静。他亲吻了护士和斯台普托夫人后，冲出门外，跑下楼，向手术室狂奔。爱德华兹和斯台普托把孩子放到他怀里，他着魔似的盯着她，语无伦次地说：“不敢相信！不敢相信！”

　　这个名字叫路易斯?布朗的婴儿健康而正常，医生们长舒一口气，放下了心头悬着的一块大石头。

　　恐怕从来没有一个人的出生能够如此震动世界。在路易斯5岁时，她的父母就简略地向她讲了她来到这个世界的过程，给她看那个著名的夜晚、初生的她发出第一声啼哭的录像。当时路易斯已经有了一个妹妹娜塔莉??英国第40个试管婴儿。10岁到11岁，是路易斯为自己的出生方式最困扰的时期，那时她经常想着自己是怎么来的，“觉得自己很特别、很不正常”。后来接受访问时，她承认自己曾经感觉“彻底的孤独”。在学校里，她不得不面对同学们无休止的发问，反复解释说自己并不是从试管里生出来的。她的妹妹娜塔莉也说，在第一个试管婴儿家庭里长大是颇不容易的，她最早的记忆之一就是，有一天拉着妈妈的手走出门时，篱笆后面突然跳出来一个摄影师。

　　但是情形渐渐地好起来。路易斯在20岁生日时说，自己已经不大考虑这个问题了，因为以相同方式出生的人越来越多。到她25岁时，全世界试管婴儿已有约150万人，孤独感似乎没有什么理由存在了。在有数千名宾客和近1000名试管婴儿参加的她25岁的生日宴会上，她说做公众人物的感觉“好怪”，但是“活着真好”，最希望的事莫过于被当作普通人看待。

　　2004年9月4日，路易斯与时年34岁的安保部门官员韦斯利?姆林德喜结连理。当被问及是否有养育孩子的打算时，新婚的路易斯一脸幸福地说：“是的，我们会生育孩子，这是我们夫妇俩共同的梦想。我们会白头偕老。”

　　如今，路易斯终于美梦成真，在未借助任何科学手段的情况下，她自然受孕。

　　摘编自《OurSci News Staff》

　　作者：碧 声

　　郑萌珠：“我实在是太幸运了”

　　

　　萌珠的嗓子很好，即使没有任何伴奏，一曲《怒放的生命》依然让大家赞不绝口。

　　萌珠的爸爸说，萌珠唱歌可好了，在家就爱唱。今天人多，孩子多少还是有点放不开，没有完全发挥好。

　　1988年3月10日，郑萌珠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呱呱坠地。她的出生意义非凡，她是我国大陆诞生的第一例试管婴儿。

　　2008年2月22日，萌珠和父母一起特意在她20岁生日前回到北京，回到她生命开始的地方。“我现在最想说的就是两个字：激动！不，是4个字：激动、感谢！”在北大三院组织的试管婴儿联谊会上，面对媒体，萌珠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是紧紧握着张奶奶??张丽珠教授的手。正是这双手20年前把她领到了这个世界。

　　“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的身份，也曾经给萌珠带来困惑和苦恼。面对风言风语、指指点点，萌珠的对策是不予理睬，“因为他们无知嘛。不管我是怎么出生的，我都是爸爸妈妈的孩子”。

　　健康活泼的郑萌珠现在是大学生了，她就读于西安西京大学英语专业。“才读了半年，要学的东西太多了。等4年念完了，我就是一口标准的英国伦敦口音了。”萌珠信心满满地说。大学里没有同学知道萌珠的特殊身份。在舍友们眼中，萌珠就是她们值得信赖的“一舍之长”。

　　这次“回家”，北大三院的医生们特别安排萌珠和其他“试管婴儿”一起参观了实验室：他们生命最初开始的地方。第一次见到生命诞生的过程，让萌珠大呼神奇：“听张奶奶说，在我之前还做过12例试管婴儿，到我这里终于成功了。我实在是太幸运了。以前心中所有的困惑完全没有了。如果说试管婴儿和其他孩子有什么不同的话，也许就像有人说的那样，我们的‘科技含量’更高一点吧。”

　　实验室里的萌珠是媒体追逐的焦点。有记者把萌珠叫住，需要补拍几个她坐在显微镜前观察的镜头。拍完之后，萌珠还恋恋不舍：“你们拍完了就走吧，我还要再玩一会。”显微镜下是放大200倍的精子，“你见过养殖场里的一大群小鸡仔一起跑动的场景吗？我看到的就像那样，太不可思议了。”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矗立在彩虹之巅……”在2月25日晚北大三院特别为萌珠举办的20周岁生日庆典上，萌珠的歌声再次响起。台上的她风华正茂。

　　本报记者谭 嘉采写

　　伦理监督及相关法律管理策略

　　伦理道德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健康、规范发展的作用不可忽视，有必要给出一个科学、统一、利于社会发展进步、可以被大多数人接受的伦理原则，以此规范和引导人们对待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道德观念，进而指导法律规范。

　　建议实施以下管理策略：

　　（1）伦理监督原则：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带来了全新的伦理问题。当辅助生殖技术被用于临床解决不孕不育者痛苦时，也出现了种种违法犯罪、有悖人伦的行为，即使是合法的医学辅助技术，也面临诸多的社会问题。所以，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的法律调控原则应首先坚持伦理监督的原则。

　　（2）技术准入原则：我国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必须在经过批准并登记的医疗机构中实施。未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3）非常必需原则：需要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主体，只能是不能通过自然生殖方式生育的具有合法婚姻关系的已婚夫妇，而且必须经夫妻双方协商一致。要求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夫妇必须与子女有关联的因素。

　　（4）参与主体自愿原则：辅助生殖技术在实施过程中并不能保证100％成功，接受辅助生殖技术的夫妇必须了解实施风险，从而在知情的基础上真正自愿。

　　（5）非商业化原则：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运用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的生育权，是为了保护和尊重人权，而不是为了牟取巨额利润。我国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规定：机构和医务人员对要求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夫妇，要严格掌握适应症，不能受经济利益驱动而滥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供精、供卵只能是以捐赠助人为目的，禁止买卖。

　　（6）保密原则：从身份安定和保护后代的原则出发，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坚持在辅助生殖技术中采用保密原则。我国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规定：凡使用供精实施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采用互盲原则；同时机构和医务人员对使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所有参与者有实行匿名和保密的义务。

　　摘自《医学与哲学 》 2007年第28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