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人民群众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明显下降，2005年人均期望寿命达到73岁，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是了不起的成就。今年国家“在中西部地区农村实行住院分娩补助政策”。此时，本报记者正在贵州山区采访基层妇女保健情况，山里的贫困农民激动地说。

　　生个孩子有多难

　　贵州，八山一水一分田。全省92.5%的面积为绵延的山地和丘陵，占人口总数70%以上的2800多万农民就居住在这盘山绕水之间。大山带给他们的有美丽的风光，更有封闭、贫困和死亡的威胁。

　　去年10月，贵阳市附近的清镇市（县级市）蜂糖村孕妇王会飞正在家里准备由她的婆婆接生，刚好被走访的妇幼保健员碰上。一看是难产，保健员无法处置，赶紧用手机打电话向卫生院求救。因为山沟里没有手机信号，这位保健员只好跑到了山坡上。从卫生院赶来救援的陈生华医生回忆起那里的偏僻和贫困时说：“下了车还要再爬40分钟的山坡才能到。两间破茅草屋，弯着腰才能进去，到里边一看，她家最值钱的就是一口铁锅了。”

　　医务人员正要送王会飞去医院，被她的丈夫和婆婆拦住了：“没有钱去医院，就是要在家生。”任凭大家怎么劝、怎么解释到医院生孩子不花钱，他们就是不信、不愿意去。考虑到孕妇的生命已经受到威胁，陈生华当即掏出两百元塞给王会飞的丈夫，一再保证进了医院不收钱，他们才将信将疑地放行。

　　随后，王会飞由乡卫生院转到市医院，最后被转送到贵阳市妇幼保健院。经检查，她是胎盘前置，生产时很容易出现严重的大出血，有可能危及生命，必须进行剖宫产手术。她的家人听说还要做手术，死活不肯在告知书上签字。虽然医院答应免除其全部费用，但王会飞还是被家人悄悄接走了。当贵阳、清镇和当地卫生院的3辆救护车再次赶到王会飞家时，王会飞已经生出了一个男婴，但她自己却死在血泊中。

　　“这件事情太震撼了！那场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参与抢救的贵阳市妇幼保健院医生刘菁说，当时她一走进王会飞的家，就看到床上垫的草木灰已被血浸染成黑红色。

　　“这是偶然发生的，但也有必然因素，归根结蒂还是太穷了。”刘菁再去回访时，看到王会飞的丈夫和婆婆只能给婴儿喂食磨细的玉米糊糊。当地的农民年收入才1000多元，但这笔钱不全是现金，而是折算的金额。农民手上能花的钱寥寥无几，因此很害怕去医院看病。

　　在黔东南三穗县，桐林镇卫生院院长周翠玉每周都要到山里的村寨搜寻孕产妇，向她们宣传国家补助住院分娩政策，劝她们来医院分娩。那里的20个行政村中只有4个通公路，其余的都在边远山区，只有羊肠小道可以通行，周翠玉到最远的村单程要走6个多小时。尽管有的孕产妇属于高危产妇，但不少村民还是不太在意在家生产的危险。周翠玉说，没有其他办法，只能一再地在村里寻找、劝说。

　　150元的带动效应

　　事实上，自从8年前国家开始实施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消除新生儿破伤风项目，对产妇住院分娩给予生产费用补助，像王会飞这样不幸死亡的孕产妇已经少了很多。

　　三穗县桐林镇桃场村的钟小媛，2月底刚刚在卫生院顺利生下一个男婴。在乡卫生院平产的她只需要花费300元，这是县里统一的限价。“每名住院分娩孕产妇获补助150元，新农合又给报销生产费用的50%，也是150元。”钟小媛扳着指头一算，她生这个孩子就花了来回的路费。

　　“到医院去生孩子，提高孕产妇的住院分娩率，是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根本途径。”贵州省卫生厅妇社处处长吴小平说，贫困地区的孕产妇死亡主要是因为在家生产时，一旦出现难产、大出血或者并发症，没有专业技术人员抢救。而新生儿破伤风也是由家庭接生消毒不严格造成。只要住院分娩，这些风险就会大大降低。但是，贵州省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很多农村贫困孕产妇家庭出不起这笔住院费。

　　黔西北铜仁地区经济水平在贵州居末位。2000年“降消”项目开始时住院分娩率仅为12.35%，此后有起有伏，到2005年才达到39.21%。但是两年后的2007年，该地区的孕产妇住院分娩率突然提高到了58.07%。铜仁市卫生局基妇科科长黎恭俊解释说，2005年之前项目补助经费有限，每名孕产妇仅补贴50元，对于偏远地区的贫困农民来说，吸引力不大。2005年后国家大幅增加项目经费投入，标准提高到150元。同时新农合全面展开，农民可以得到的报销或补助又因此翻倍，由此产生的社会效益立刻显现。

　　虽然住院分娩的孕产妇数量增多与经济社会发展、健康意识提高等因素不无关系，但对孕产妇住院分娩进行资金补助，毫无疑问起着至关重要的牵引作用。

　　在铜仁最偏远的松桃苗族自治县，孕产妇住院分娩率到2005年还只有20%，每年平均仅增加两个百分点。该县卫生局副局长石爱军介绍说，当地农民年均收入不足千元，而一家几口护送产妇去趟医院，来回坐车吃饭可能就要花两三百元，住院分娩补助没有能够吸引贫困产妇住院，补贴发不出去，住院分娩率指标迟迟提不上来。为此，该县将补助标准从150元提高到300元，同时严格医院的产科限价。这次，经济杠杆作用明显，从2005年到2007年两年间，该县住院分娩率提高到42.86%，年均增长11个百分点。

　　2007年，贵州省已有58个县（市、区）的农村孕产妇可以享受到住院分娩补助，占全省县（市、区）的65.9%，今年将再增加7个，基本上覆盖所有贫困县。实行住院分娩补助的县住院分娩率由补助实施前的百分之十几，提高到目前的60.43%；孕产妇死亡率由1999年的147/10万，下降到2007年的64.53/10万；新生儿破伤风发病率由1.37％。下降到0.2％。。

　　服务能力是瓶颈

　　实施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政策，对农村孕产妇是最实惠的，但同时也对卫生院的服务能力提出了挑战。

　　三穗县桐林镇卫生院有7个人，虽然只有作为妇幼医师的院长周翠玉能够接生，但卫生院的业务量依然可观。仅去年一年，周翠玉就为138人进行了接生。

　　对于业务量的增加，周翠玉也有一层忧虑。今年1月，她经历了一次惊险的接生。因为卫生院没有B超机，产前检查主要靠“四步接触法”，医生凭经验用手摸。当天，由于那名孕妇体态不明显，产前没有检查出来是双胞胎，接生出来一个婴儿后，才发现还有一个，而且胎位不正。虽然那次生产有惊无险地过去了，但周翠玉更加盼着能有一台B超机，提高卫生院的产前检查水平。

　　在三穗县，9个卫生院几乎都无法处理一般难产；在松桃县，28个乡镇卫生院还有18个不具备接生条件。据贵州省卫生厅妇社处的统计，目前有些县最少有40%的乡镇卫生院尚未掌握平产技术。

　　“如果不提高农村基层妇幼保健服务能力，以前难产的产妇是死在家里，现在就可能死在乡镇卫生院。”贵州省卫生厅妇社处处长吴小平对此很担忧。

　　在铜仁市采访时，“平台期”和“瓶颈”这两个词经常被提起。松桃县的普觉镇中心卫生院是全县实力最强的乡镇卫生院。该院2007年刚刚充实了产科设备和急救车辆，还从铜仁市请来大医院的妇产科专家来帮扶带教医院的两个产科医生，使其掌握了剖宫产手术。赶巧的是，此后不久就先后有两名其他乡偏远村寨的产妇难产，当地妇幼保健员处理不了，紧急打电话到该院求救。普觉镇中心卫生院马上派车接来产妇，及时进行剖宫产，最终母子平安。该院院长潘鸿高兴之余不免感慨：“这两个产妇要是在2006年生产，恐怕来了也活不了。”但像普觉镇卫生院这样的发展速度在铜仁还是个例。

　　“没有人实在麻烦”

　　据了解，贵州省的很多县还没有建立妇幼保健院，只有妇幼保健站；一些县虽然有妇幼保健站，但没有具备资质的产科医生。大部分妇幼保健院（站）基本能够开展平产服务，但是开展保健服务，对乡镇卫生院妇产科进行指导等就有些力不从心了。

　　贵州省目前有36个县将计划生育指导站和妇幼保健站合并。该省卫生厅认为，合并造成了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混乱。加上工作重点有所转变，妇幼卫生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近年来，贵州在全省开展“计生优质服务”县达标活动。当地政府从卫生部门大量抽调妇幼保健人员充实计划生育队伍，导致许多乡镇卫生院妇幼保健服务能力低下，有的甚至陷入瘫痪。据毕节地区威宁县统计，自2000年以来，该县从卫生部门抽调到计生部门的妇幼卫生人员达600多人，且大部分为妇幼卫生院的骨干力量。

　　农村卫生服务能力的不足，在某种程度上会形成一个怪圈：农民不愿意去最近、成本最低的乡镇卫生院接受医疗救治和孕产妇分娩；乡镇卫生院由于没人来就诊，技术能力得不到更好的锻炼和提高；这又直接导致乡镇卫生院业务收入低，无力更新、添置设备，更无力吸引和留住人才。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加剧了服务能力的下降，形成了恶性循环。

　　“还是人的问题，从技术到管理都缺人。设备还好办，没有可以挣钱买，可没有人实在是太麻烦了。”铜仁市卫生局基妇科黎恭俊说。

　　在铜仁市万山特区、清镇市站街镇等乡镇的一级卫生机构，院长们普遍反映产科医生缺乏：“我们这些卫生院只有一两个医生能接生，如果医生请假，科室就无法正常运转了。”

　　这个难题令院长们头疼，也带给了他们思索。他们告诉记者，为了使农村孕产妇都能信任卫生院，主动到卫生院分娩，院里将想办法使更多的医生掌握接生技术。他们同时希望，国家能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和引导更多的产科人才到基层来。毕竟，这一切都是为了保障农村孕产妇的生命安全。